艰难的刍议

1998年1月，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6位专家、两位退休法工委干部和1位法官组成民法典起草小组，他们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权法。

这是王汉斌卸任前做的最后一件大事。这时，合同法草案正等待通过，物权法起草时机已经到来。

物权法于1994年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。但迫于经济发展形势，作为市场交易保障的合同法优先启动。合同法主要调整财产流转关系，而物权法侧重调整财产归属与利用关系，“物权”和“债权”均是民法最基本的法律制度。

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基础，物权法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。民法典起草小组提出“三步走”战略：1999年3月出台合同法；从1998年起，用四五年时间（大约到2003年）制定通过物权法；到2010年，完成“中国民法典”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受托起草物权法。他领导的课题组其实早于1993年成立，这一年春天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宪法。

梁慧星的建议稿于1999年10月完成。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第一次专家讨论会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提出不同意见，他成立了另一个课题组，于2000年底拿出第二份专家建议稿。

“两稿的内容其实差别不大。”梁慧星说。最大的分歧在于，梁稿将所有权分为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两类，基本精神是“一体承认平等保护”，即“一元论”；而王稿则按“国家、集体和私人”划分所有权，即“三分法”。

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尹田说，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，是一种技术划分，“远离意识形态”，“比较超脱”，“更多考虑物权法本身作为法律规则独立发挥作用，公法和私法界限分明”；而“三分法”源于现有三种所有制形态，“重视意识形态和现行政策，比较接近中国法律特点”。

梁慧星课题组成员、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回忆，讨论梁稿时，有人质疑，“不强调国家利益，那还是社会主义法律吗？”王利明课题组成员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也认为，从学术立场上，他赞成梁慧星的思路，但“三分法”“比较符合现实”。

“三分法”维持中国现行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分类，也获得人大法工委的支持。尹田说，“三分法”的道理在于，国家所有权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，“孤零零的一个名词摆在那儿很奇怪”；而且，“如果国家所有权不重点规定，通过都成问题”。民法典起草小组负责人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，在法工委看来，梁慧星的“一元论”根本无法通过。

2001年底，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梁、王两稿基础上形成“征求意见稿”，体例以梁稿为主，所有权设计吸取王的“三分法”。

“征求意见稿”同时也强调平等保护。平等保护原则是物权法的指导思想。王利明对本报称，个别规定并不排斥对其他所有权的保护。但在梁看来，它在平等保护方面只是“跨了半步”：在“所有权”一编中，没有规定“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，但三种所有权在三章中分别规定。“就像改革开放前报考大学填家庭出身”，梁慧星说，区别意味着不平等对待，“首先形式要平等”。

梁、王的争论尚未在学界展开，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提出启动第三步战略，应尽快进行民法典立法工作。民法学者转向制定民法典；物权法已有“征求意见稿”，没有另外委托。梁、王的分歧还体现在，双方各自起草了大部头的民法典草案。

2002年12月23日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，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其中一编，被首次提请审议。多数常委会委员认为民法典尚不成熟，“以分编通过为宜”，暂时搁置，抓紧制定物权法。

2003年，人大换届年。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慧星提议废止这部“邦联式”的民法典草案，他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，并与立法工作机构产生了分歧。这个“中国民法典”的主要推动者宣布不再直接参与民法典和物权法的学术讨论会议。

2004年3月，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”写入宪法，物权法是否明确平等保护私人财产“大局已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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