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衡与妥协

“物权法最大的难点在于，它涉及各方利益，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。”江平说。

2006年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发表文章《改革不可动摇》（署名皇甫平），不无忧虑地表示：“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。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，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，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、反对改革的思潮。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、新矛盾，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，加以批判和否定，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‘姓社姓资’争论的轮回。”

同年“两会”，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公开表态，坚持改革方向绝不动摇。物权法被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，并驶入立法快车道。

2006年8月、10月，物权法五审和六审。五审增加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，六审则在第一条加上“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”。而之后，无论是参与起草的学者，还是人大官员的表态，都特别强调物权法的“合宪性”。

2006年12月，物权法七审，并决定提交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。

五审是巩献田“公开信”风波后的第一次审议。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委员胡康生在作说明时说：“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、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。没有前者，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；没有后者，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，反过来又会损害基本经济制度。”

“立法机关非表态不可。”梁慧星说。而且，此次修改物权法也“作出了一些让步”。

“太超前不行，太落后也不行。”按江平的看法，“任何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说过，管10年就差不多了。一部法律在这个阶段不能十全十美，不能靠物权法去解决所有问题。”

王利明说，立法应该保持必要的超前，但只有条件成熟，才能做出一些超越制度的规定———比如打破建设用地的“70年大限”。

尽管改革论争渐渐平息，但争论背后折射的社会矛盾，只要与财产有关的，都会反映到物权法上。

除了留下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”外，更多的争议被直接删掉。尹田说，本是物权法很重要的“占有权利推定”原则，因被一些学者解读为“保护坏人”而被删除。关系交易安全的“善意取得”，因被解读为赦免原罪，学者一度担心它被拿掉。被删除的还包括“典权”、“居住权”、“宗教法人所有权”、“取得时效”等。

王利明也承认，搁置一些争议也是出自立法进度的需要。但他现在无法预测，2010年完成民法典的目标能否实现。

江平发现，稿子一次比一次“简化了很多”。“物权法作为规则，应该明细，以便于操作。”他说，“比如抛弃物究竟属于谁？有人就曾说了，抛弃物不就是往外扔垃圾吗，规定它干啥？”他认为，“物权法七审稿明显前瞻性不足。其实某些现实已经看得到的，制度应该及时调整。”

长期以来，中国的法律发展总落后于实践。孙宪忠认为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体现了对别人的不信任，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为何不借鉴过来呢？你完全可以从别人修好的桥上过河——“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进步的勇气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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